全国碳市场将催生大量投资机会 绿色基金发展空间大 ——专访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投资总监唐博文
2021-07-29 15:51:05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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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启动。这是我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破解能源环境约束、实现社会经济提质增效和绿色低碳发展双赢的重要举措。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体制机制创新。
碳市场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融资。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元年的到来。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国内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绿色基金的规模还相对较小。全国碳市场开启将给绿色基金带来什么机会？绿色基金有多大需求量？如何兼顾ESG投资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
“假设中国的资本市场结构维持现状，碳中和对股权投资的需求约为绿色融资总量的30%，绿色基金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近日，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投资总监唐博文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绿色基金有着较大发展空间。
唐博文认为，碳交易的出现将改变企业的收入结构和对其估值的现金流模型，碳市场推动了多个行业进行系统性变革，还催生了大量的其他投资机会。投资者在未来做出投资前，需要尽可能精确地将碳相关的成本和收入纳入决策模型，这就需要对碳价格进行有效的定价。
碳市场给投资机构带来直接价值
记者：全国碳市场启动给投资机构带来什么机会？
唐博文：从国际经验看，碳市场对于减排的作用非常明显。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例，2020年限制超过15000个使用大量能源的设施和超过1500家航空公司的排放，涵盖了欧盟超过45%的温室气体排放，其涵盖的排放量在2005年到2019年之间下降了约35%。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碳市场比较直接的价值主要有两个。
一是推动多个行业进行系统性变革，除广受关注的风光发电外，还催生了大量的其他投资机会。从短期视角看，减碳需要大量的技术改进和工艺提升，而这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优势所在。从长期视角看，碳中和需要更多零排放技术的应用，对于传统技术和零排放技术价差比较大的行业（比如建材、交运、化工），零排放技术相关的投资机会非常多。同时，一些行业传统技术和零排放技术价差不大但碳排放占比很高（比如电力），与其相关的零排放技术同样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
二是提供价格信号，帮助投资机构做出更科学的投资决策。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资，各家机构预测的总投资金额普遍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量级的投资需要科学的决策以避免财富的浪费。已经有多位专家学者将碳配额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提出，按照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框架进行分析，基于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全社会碳减排是最优的机制设计。
记者：全国碳市场启动之后，还需哪些与碳交易相匹配的体系建设？
唐博文：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因为封顶的总量是形成有效碳价的前提，如果是像芝加哥气候交易所那样的自愿碳减排及碳交易市场，则形成的价格就不是有效的。
二是碳金融体系的建立，欧盟碳期货交易规模是现货的13倍，EU ETS建立伊始就直接引入了碳金融衍生品，主要有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和碳互换等，未来我国也可以考虑逐步推进。
三是提升碳价的稳定性，可参考欧盟通过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收回富余配额，稳定碳价并提供长期的碳价信号，稳定企业减排与低碳投资预期的做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价格稳定机制。除了以上几点，与碳交易相匹配的体系还需要在其他方面继续探索。
推进绿色基金标准化和强化信披
记者：“30·60”目标对于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影响深远，绿色基金是绿色金融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助力实现这一目标？
唐博文：目前来看，绿色基金一般不直接从事碳交易，也不适合扮演做市商的角色。主流的绿色基金主要是通过投资绿色低碳相关的新能源、新科技、新材料、新模式等领域的企业，促进“30·60”目标的实现。
要实现“30·60”的目标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投入，而研发新技术、推广新产品通常意味着高风险高收益。特别是目前全国碳市场刚起步，碳价还可能发生较大变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认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的碳价需要达到50美元每吨，IMF的官员则认为这个价格应该是47美元每吨，两个数字都和当前国内碳价格有较大差异。这就意味着投资减排或者零排放技术带来收益的大小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跟债权融资的风险收益结构不相符，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绿色基金的发展力度。
记者：我国的绿色发展基金起步较晚，完善绿色基金绩效评价标准有哪些难点？
唐博文：一是关于标准化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绿色金融是否有统一的标准不会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因素，但统一的标准总体上更有利于形成合力、提升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支持绿色产业的投资人。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绿色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我们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在国内形成抱团有利于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是要强化绿色基金的信息披露，尤其是加强推动基金投资组合中的企业信息披露。目前绿色基金的信息披露程度仍然不足，社会资本难以判断什么样的绿色基金是真正绿色还是所谓“漂绿”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那些具有绿色发展理念出资人的积极性。
三是可以探索对绿色基金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目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绿色投资指引（试行）》，投资机构需要对绿色投资理念和体系建设情况、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情况、绿色投资环境风险控制情况、绿色投资相关信息披露以及其他等五大项目进行自评估。未来可以探索第三方评估，对于基金投资运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进行评价，进一步增强公信力。
记者：光大绿色基金开展碳中和投资有哪些优势？
唐博文：光大集团和光大控股能够有效为基金赋能。光大集团作为光大绿色基金的发起方，已经明确提出建设“绿色光大”战略目标，从金融、实业、管理方面提出了绿色发展举措，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光大集团拥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全牌照，同时在大环保、大旅游、大健康、新科技等领域拥有较好的布局。
光大控股作为光大绿色基金的管理方，已经在绿色低碳相关领域进行了多年的布局。比如早在2006年光大控股的首期SOF基金即投资了金风科技，后续陆续投资了中节能风电、光伏制造企业海泰新能、两家新能源整车企业蔚来和小鹏等一批碳中和主题相关的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目前光大控股已经成立了由高管层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的ESG委员会，从公司顶层设计出发，全面系统地开展ESG相关工作，将ESG原则纳入公司业务决策过程。因此，光大绿色基金能够在项目来源、投后增值、退出渠道等多方面获得光大系资源的支持。
光大绿色基金始终坚持研究创造价值，尤其注重加强政策研究。投资首先要顺应趋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家机关发布的各项政策都是经过认真研究论证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最后，光大绿色基金采用“母基金+地方直投基金”的架构，通过连接更多合作伙伴，实现碳中和投资理念在母基金、地方直投基金、被投管理人和被投企业的全覆盖和层层放大，扩大碳中和投资朋友圈。
记者：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上，光大绿色基金有哪些规划，聚焦于哪些领域赛道，如何布局？
唐博文：光大绿色基金设置有四大绿色投向，绿色投资为碳中和提供了广阔舞台，而碳中和则是绿色投资的核心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我国碳排放量中51%是电力与热力部门造成，工业和交通的排放量分别居第二和第三。我们从碳排放构成入手，主要沿着能源生产端、能源利用端和减碳支持端三条赛道进行投资。
兼顾ESG投资社会效益和回报
记者：光大“一带一路”绿色股权投资基金是近年来国内唯一获准使用“一带一路”字样的新设主体，与其他绿色基金有哪些不同？
唐博文：作为光大集团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推出的官方成果，光大绿色基金是国内首支完整采用ESG标准的股权投资基金，从设立之初就根植了ESG的基因。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联合国际一流咨询机构并对标全球头部投资机构，打造了完整的ESG体系，参考国际先进标准、行业指导政策，制定了符合一级市场投资特点的ESG评估指标库。
需要强调的是，“完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我们看到一级市场上有一些优秀的机构也在积极实践开展ESG投资，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过往的实践中投资机构的ESG策略多采用负面清单剔除方式，就是将ESG表现差的标的进行剔除，是一种“有所不为”的思路。而光大绿色基金采用的是正面清单型投资，只聚焦几个特定投向，对ESG投资机会进行主动积极探索，是一种“有所为”的思路。鉴于ESG和碳中和理念的契合，光大绿色基金适宜开展碳中和投资。
记者：近来，监管正在倡导推动ESG信息披露主流化，光大绿色基金作为国内首支完整采用ESG标准的股权投资基金，有什么经验可以供行业参考？
唐博文：光大绿色基金的ESG体系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
一是设目标。根据国际领先的投资理念比如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负责任投资等，围绕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可持续发展设立ESG愿景。
二是建制度。通过对标国际主流ESG投资标准以及国内有关绿色投资指引要求，为基金设计ESG投资政策，对战略、组织、投资策略、指标体系、报告等一系列内容进行明确。
三是搭组织，根据ESG投资策略和投资流程搭建管理架构，实现ESG专业管理，基金投委会负责对项目的ESG投资及退出等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制定ESG战略、审核ESG报告，基金投资团队在尽调、初审、立项、投后管理等过程中加入ESG决策考量。
四是组策略，根据基金业务流程，将ESG整合至投资全流程及相关报告中，同时建立“绿色正面清单”和“负面剔除清单”。
五是定指标，通过建立ESG信息评价指标库，构建覆盖12大行业的ESG指标体系，并针对不同行业制定特性指标。
六是发报告。我们建立了专门的人才队伍负责ESG研究和信息披露，参考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等建立了自身的ESG披露框架，包括ESG投资策略、投资标的管理，以及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投资绩效等。
同时，我们还将积极影响被投企业开展ESG信息公告，包括但不限于被投企业的ESG管理制度、应对气候变化和ESG实践的案例，取得的成绩和量化表现等等，一方面帮助企业顺应监管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好地向投资者、政府、消费者、员工传递企业责任信息，获取更为广泛的认可。
记者：ESG投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与外部性，在投资周期、投资回报、投资风险方面与社会资本的属性不完全匹配，社会资本对ESG投资参与不足，如何做到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两者兼顾？
唐博文：商业价值和ESG理念是可以统一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一定程度也可以兼顾。
一是ESG有助于获得超额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大量研究证明，ESG表现与股价走势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贝莱德统计，全球81%具代表性的ESG指数在2020年表现优于同类常规指数，这种超额表现在第一季度市场低迷期间更加明显。总体上看，ESG投资并不必然牺牲财务回报，至少和普通投资的回报持平，而且ESG还能带来其他的益处。
二是ESG帮助未上市企业更好登陆资本市场。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ESG信息披露要求。通过ESG投资帮助被投未上市企业提早建立ESG机制、完善ESG表现，可以尽早对接监管机构和交易所要求，更好登陆资本市场。
三是ESG帮助企业获得更低融资成本。在疫情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SG表现良好的企业展现了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消费者、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在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能够抵御信任危机，金融机构也因此更有意愿为ESG表现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
